玉,當您觸摸它時,感到的是冰涼與堅硬;當您凝視它時,看到的是柔美與溫潤。世界上沒有任何物質,比它更經得起歲月的洗禮,也沒有任何物質,寄託了中國人如此多濃厚的情感與深邃的理念。遠在七、八千年前,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先民,從掘土、伐木等生活歷練中,認識了「玉」是「美而不朽」的石頭;它散發春陽般的光澤,令先民相信美玉含有豐富的「精氣」,也就是「能量」。將美玉按照心目中陽、陰二氣運行的模式,琢磨出圓璧與方琮,甚至雕刻出神祇、祖先的模樣,刻畫上「密碼」式的符號,希望經由「制器尚象」發揮「同類感通」的法力,與天帝對話。他們相信萬能的天帝派遣神靈動物,將神秘的生命力引渡到世間,才繁衍了人類。更由「萬物有靈」的思維中,發展出中國特有的「龍鳳文化」。歲月悠悠,隨著社會進步,人文主義抬頭,遠古先民迷信美玉具有特殊「靈性」的思維逐漸蛻變。配戴雕琢龍、鳳、虎、鷹的玉飾,原本是為了彰顯自身氏族特有的神靈秉賦,也就是天生的「德性」,此時也被儒家詮釋為美玉具備仁、義、智、勇、絜等「君子之德」。六朝、隋唐時,一波波來自異域文化的洗禮,玉器藝術有了極大的改變。褪去以玉通靈的神秘色彩、擺脫以玉比德的儒學教條,宋、元時期文人階層形成,他們熱衷認識自然,協調人文,追求寫實、求真的藝術精神。但在追慕古禮、強調法統的心態下,又興起了玉器的仿古風。玉雕呈現宋元文化的精華。明、清二代是多項工藝技術日益精進的時代。明中期以來江南經濟高度發展,在文人富商贊助下,玉雕益加精雅細緻。十八世紀後半,清代征服回部,直接控制和闐玉料的開採;對西南的開發也導致緬甸翠玉的輸入。由於皇室的主導,清代玉雕空前繁榮,攀越歷史的高峰。
總之,近八千年的發展,玉雕具體地展現了華夏民族敬天法祖的宗教倫理,中世紀以後,形神兼備的寫實手法達於高峰,說明中國文化中重視格物致知的治學傳統。「敬天格物」詮釋了我們的民族特性,也說明了中華古玉最深層的內涵。
玻璃,在我國歷史文獻中又有頗黎、陸離、流離、琉璃、藥玉、瓘玉、玻瓈、料器等名稱,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早誕生的人工材料之一,至今仍影響人們生活的多種層面。考古資料顯示古埃及與西亞地區約於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出現具原始玻璃性質,稱之為費昂斯(faience)或釉砂的物質,以及燒成溫度較高的玻砂(frit)製成的物件。西周時期的考古發現亦可見此類以二氧化矽為主要成份,所燒製出近似玻璃質感的物件。隨著歷史的發展,玻璃由如玉如石,帶有光澤的人工材質,初而隱約映光,逐漸澄澈透光,以至成為可供攝光照影的多功能材質,其特有的美感質素與不斷延展的應用功能,持續傳達開物為用,融舊創新的永續價值。本院典藏玻璃文物,源自清宮庋藏各類器用。包括佩飾器、文房具、容器、陳設用品、裝置配件等。其中不乏收納於多寶格,代表宮廷製作或西洋珍奇的精美物件。其體積尺寸容或小巧精微,卻展現有別於大型用器的收藏品味,以及玻璃作為特殊人工材料,在清代皇室的責成督製下所呈現多面向的發展。此次展覽以本院收藏清宮玻璃用器為主軸,包括以玻璃為主要製作材質之器物,以及採用玻璃為鑲嵌材料或光學構件之器物,並將本院藏品內,具原始玻璃性質與造形、製作技術、色彩表現上相關之其他材質文物,交互對應其中,以期呈現清代玻璃工藝蘊涵的文化傳承、融會與變遷。
中國青銅時代開始於夏代晚期(約西元前十七世紀初),歷經商、西周、至東周,前後一千五百年左右。秦、漢以後鐵器興起,但銅器仍沿用不替。珍貴的青銅鑄器只有貴族才能使用,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除了部分用來鑄造兵器、樂器外,主要鑄成祭祀容器,以盛裝祭品、獻祭祖先,祈求家族生命之綿延不絕;而經由祀典中禮器陳設的多寡,也突顯了貴族的身分與階級。銅器,是構成商周貴族社會中最重要的禮器。商周時代(1600-220 B.C.E.)是中華文化建構的重要時代。政治上,由政權與神權合一,轉為禮教和人文意識之覺醒;物質上,青銅冶鑄的發達,開啟了禮兵器用的新紀元;工藝技術的突破,促成了百業的勃興;精神上,將國之大事的「祀」與「戎」,透過銅器的造型與紋飾,寄託對天神祖先的敬畏和心靈的溝通,也經由「銘文」的鑄刻,實錄了當時祭饗、征伐、賞賜、冊命等場景。青銅文明,在鐘鼎彝器的「禮與樂」中讚揚;在立功祭祖的「祀與戎」中頌讚,在周人範鑄紀銘的「其命維新」與「郁郁周文」裡娓娓訴說;歷經東周繁華絢麗的新階段;到秦漢的統一,銅器雖逐步退出禮制的中心,卻轉化成為一種典型,更加的深入思想、文化的底蘊,而中華文化之美,即深藏在此一器一物之間,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自上古時代起,鏡子便是貴重的照容用具。除可端正衣冠,明亮光潔的鏡面與日月同輝,鏡子遂成為能驅除不祥的法器。光照反射的特性被進一步引伸,明鏡便有了鑑古知今的歷史意味。古人以銅為鏡,鏡面平整瑩亮,鏡背則成為紋飾設計的勝場。隨著時代工藝及審美的演變,銅鏡成為體現各時代藝術精神的重要載體,因此備受珍視。北宋時期(960-1127),朝野均極重視古文物,因而帶動了編修古器物圖譜的風潮。宋徽宗(1101-1126在位)整理宮廷所藏古銅器,將一一二面漢唐銅鏡收入《宣和博古圖》(1123),開銅鏡入古器圖譜先河。清代宮廷的古鏡收藏甚豐。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依循《宣和博古圖》的體例及概念,將宮中所藏漢代至明代銅鏡收入《西清古鑑》(1751)、《寧壽鑑古》(約1776-1781)、《西清續鑑‧ 甲編》(1793)及《西清續鑑‧ 乙編》(1793)等,合稱為「西清四鑑」的古銅器圖譜中。此外,更進一步將各書所錄之古鏡,珍藏於與圖譜同名之書冊式函匣,作為殿堂陳設,創造出獨樹一幟的古鏡收儲設計。除作為收藏品,清宮貴族也喜愛以古鏡照容,為古鏡配置鏡架,增添生活雅趣。隨著東西方密切交流,明末清初已有歐洲水銀玻璃鏡輸入,為照容帶來全新體驗。康熙皇帝(1662-1722在位)設立了玻璃廠,並開始生產玻璃照容鏡。多樣化的新穎技巧,如畫琺瑯、玉雕、牙雕、銅作與木作等工藝,廣泛運用於玻璃鏡框的製作上。隨著玻璃鏡在清代中晚期的普及,銅鏡的主流地位逐漸被取代。本展覽圍繞清宮貴族對鏡子的鑑賞、裝治與使用等主題,分為三個單元。第一單元「鑑古遊藝:皇帝的銅鏡收藏」,精選清宮所藏漢代至明代古鏡,展示銅鏡近兩千年連綿不絕的發展,以及古代帝王對古鏡的認知及品評。第二單元「裝匣陳設:銅鏡的匣作裝裱」,展出院藏乾隆御製〈西清續鑑〉、〈西清續鑑.乙編〉及〈寧壽續鑑〉等鏡匣及配件。一方面欣賞書冊式函匣的裝潢結構之美,一方面呈現鏡匣製作的背景脈絡。第三單元「攬鏡之趣:鏡照與生活」,展現宮廷日常中的古鏡意象,以及玻璃鏡在清代色彩紛呈的發展。